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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星堆玉器拼接的古蜀国战争风云

作者:朱文华 来源:中藏网专稿发布时间:2015-01-07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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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一、开头的话

   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产物,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。古代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两种文明的长期、持续、反复冲突,是导致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。我们知道,没有军事组织的共同体极其容易被其他共同体分化、瓦解、直至消灭。那么,古蜀国,一个代表着国王及巫师拥有政治、宗教权力的上层人士构成的统治集团,它的产生、成长、壮大与战争是否有直接关系?它是否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组织开疆拓土,征讨反叛,掠夺财宝,直接强化王权的政治权威和物质基础呢?回答是肯定的:古蜀王国一定存在过一个力量强大、指挥得力、调度有方的军事组织。但是,这个结论没有得到足够的、大量的与战争与军事相关的考古发掘实物的支撑。

    史书记载,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,《华阳国志•蜀志》云: “蜀之为国.肇于人皇,与巴同囿……历夏、商、周,武王伐纣,蜀与焉。”考古发掘表明,古蜀国鼎盛阶段有恢弘的城垣、庞大的疆域,是上古时期四川盆地乃至中国西南最强盛的国度。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在已经发现的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,明确记载了商末周初,古蜀国的武装力量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联军,立下战功。这说明,古蜀王国当时已经建立了足以征服弱小邻帮的强大武装力量。 这些文献的记载的史实,同时也得到民间收藏的将近100件三星堆玉器、青铜器实物以及图案的证据支持。它们组成一轴浓墨画卷,徐徐展开古蜀王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到西周末期,长达2000余年的战争历程。

    二、古蜀军队的常规装备

    我们先从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展开分析。成都平原向西迎着青藏高原余脉,向东直逼长江三峡,向南面对云贵高原,临横断山脉,穿秦岭山区,交通中原大地,况且沃野千里,水网纵横,物产丰富。无可匹敌的地理优势,战略优势,决定了这片土地上古蜀国文明的诞生、发展和走向繁荣。成都平原地理区位造成的向心结构,吸引了周围边缘山地的人口向低地发展定居,同样也吸引了各种上古文化沿着河谷和山谷地段走向成都平原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,汶山郡有“六夷七羌九氐”,其中“依山居止,累石为室,高者数十丈,为邛笼”的部族,就是蚕丛氏后裔未进入低地平原的一支。1995年以来,考古人员在成都平原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,发现并找到了新津宝墩、温江鱼凫、郫县古城、都江堰芒城、崇州双河及紫竹遗址6座史前古城遗址。其大致年代均在4000年前。此种情况表明,以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三星堆遗址为原点,成都平原当时已经形成众星捧月似的聚落群体,此消彼长,兴替频繁。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政治权力中心以及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化、对立、割据。这样的生存地理环境,决定了无论对内统治,还是对外征伐,都有必要组建一支强大的铁血武装力量。

    组建武装力量需要装备、武器、兵源、管理等。装备、武器是古蜀先民根据环境、生产力和劳动方式作出的选择,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得失。如此庞大的工程,耗费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令人难以估量。但是可以肯定,这并非民间个体力量所能承担。这是古蜀国的统治集团为了体现王权意志,举王国的巨大财富和组织保障,才能使之得以成为现实。下面,请看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反映古蜀武装力量装备的图案及实物。

    1, 渡河运载的船只、竹筏。民间收藏的一件古蜀玉器龙舟。高1.82米,宽1米,厚36厘米,重约400公斤。古蜀玉龙舟彰显大气庄重,船头精雕为龙头,船身为龙身。龙头高昂颇具气势,龙尾上卷,造型逼真,神韵生动。龙舟船体分为5层,每层布局精巧,上面有祭祀立人、跪人、神人头像、神兽面。

    史书记载,距今3000多年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,就用木船、竹筏运送兵员。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云,武王伐纣前,准备在孟津盟誓,临行,太公姜尚左手持黄鉞,右手举白旄宣誓,告诫主管渡河的苍兕说,“苍兕苍兕,总尔众庶,与尔舟楫,后至者斩!”遂挥师乘船渡河,得与800诸侯会盟。

    《太平御览》引《蜀王本纪》说:“时玉山出水,若尧之洪水,望帝不能治。”尧之洪水,在《尚书·尧典》里是这样描写的:“汤汤洪水方割,荡荡怀山襄陵,浩浩滔天。”成都平原是个封闭的盆地,有大小河流十数条,水网交错。因为地面向东南倾斜,龙泉山脉好像一道门槛,挡住了水流的去路,造成山丘崩塌,壅塞河道。洪灾雨水使成都平原自古素有“西蜀天漏”之称。因而木船、竹筏众多。所以,古蜀王国因为军事需要组建水军,以马船、粮船、坐船、战船混合编队,皆有可能。古蜀龙舟大概是古蜀将领水上指挥作战中心的原型,也许还会用来运载士卒、军器和粮草给养,如果加配战具,就成为参加军事行动的战船。

    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,蜀人驾船打鱼、撑竹筏渡河的圆雕器物和刻画图案不少。我们不妨推断,木船、竹筏在两军对垒,大战一触即发之际,有被头领统帅征集、使用于军事行动的可能。

    2,驰骋疆场的战马、战车。检索资料显示,我国是最早将马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。早在商代初期,即开始设立马政,是世界上最早的马政雏型。《拾遗记》中写道,周穆王有8匹骏马。即:足不践土的“绝地”、行越飞禽的“翻羽”、野行万里的“奔宵”、逐日而行的“越影”、毛色炳耀的“逾辉”、一形十影的“超光”、乘云而奔的“腾雾”、身有肉翅的“挟翼”。可见其对战马的需要量之大。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,表现古蜀国武士驾驭奔驰如飞的战马,手持兵器与敌人格斗厮杀的圆雕、绘画作品颇多。古蜀国武士不论拈弓射箭,还是持矟挥刀,都身心合一,得心应手,进退自如。其中一组7个排列整齐,面目冷峻,骑马挥刀的武士,令人感到阴森恐怖。如果数以千计的重甲骑兵驰骋疆场,冲锋陷阵,有如决堤洪水,一泻千里,所向披靡,奋力劈杀,那是何等恐怖的血腥格杀战争场面。

    古代战车起源于何时?有人认为夏代就有了战车,其依据是来源于古代典籍记载,“奚仲作车”。但是,如果说夏代就有战车,则拿不出考古发掘的实物来支持,只能作为一种猜想。到了商代晚期,战车及车战兵器已步入军队的主体,往往是一个国家展示军事实力的象征,故有“千乘之国”、“万乘之国”之称。据统计,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,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中心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马车20余乘,都是双轮独辀,由2匹马驾挽。 

    据资料介绍,公元前3000年,西亚的两河流域已经制造车辆。乌尔(Ur)出土的镶嵌画上的车、特勒阿格拉布(TellAgrab)出土的铜车模型,都是用4头牲畜曳引的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,这些车有独輈和短衡,并用颈带将牲畜的颈部固定在横上。

    成都一位藏家有几件三星堆玉质筒型器,高70余厘米,直径45厘米,壁厚0.9厘米。上面用透雕、浮雕、浅刻、阴刻等技法,镌刻古蜀先民驾挽战车的场面:2匹服马扬蹄奔跑,一个身材矮小的士兵在两轭内侧的车句上用靷绳曳车;接近正方形的车箱里站立一个高大魁梧,头戴莲花状高冠的将领。他昂首挺胸,一手扶着战车,一手伸臂直指前方。战车后面是一个手扛猎猎旌旗的武士。

    另外几幅表现古蜀国战车的图案,均为车轮大,车箱小,由2匹马曳引。我们知道,战马在平地奔驰,可以达到相当迅疾的速度。以它所挟带的动能,武士站在车上厮杀时,可以使手中的的弓、矢、戈、矛发挥更大的威力。诚如《诗•小雅•采艺》所描写的,戎车“啴啴火享火享,如霆如雷”的纵横驰骋之势。可以想象,一乘战车就相当于一座移动的战斗堡垒,远距离可用强弓射杀敌人,近距离可用戈、矛、戟等格斗兵器砍斫、击刺敌人。场面何其壮怀激,烈惊心动魄。

    有文章讲述,上古时期以马驾车,不单骑。而骑兵成为单独的兵种,则始于战国初年的赵武灵王。其依据是《史记·赵世家》说,王曰,“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”。又曰,寡人“变服骑射,以备燕、三胡、秦、韩之边”。其实,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表明,早在四五千年前,古蜀国先民就骑马挥刀,驰骋疆场了。更为不可思议的是,军营里有林立的帐篷,飘扬的军旗,古蜀人挥动长鞭驱赶满载货物的牛车,双手推动独轮车(成都俗称鸡公车),在三星堆玉石器上也有图案、圆雕作品发现。木船、竹筏、骑兵、战车、帐篷等装备的使用,说明古蜀国军队已经具备长途奔袭追击,安营扎寨,远距离、进攻型作战的能力。

    3,保护身体胸、腹部的铠甲和盾牌。铠甲,是古蜀国武士在武力冲突中使用的防御性器具,也叫甲胄、盔甲。铠与甲是保护身体的防具,而主要是用来保护胸部、腹部的重要脏器。班固在《封燕然山铭》有,“玄甲耀日,朱旗绛天”的句子,以描写军容之威武。感谢古蜀国的工匠们用非凡的观察能力,丰富的数学、力学、几何、雕塑知识以及灵巧的双手,在晶莹剔透的玉石上,逼真地雕琢出大量身披铠甲的古蜀国武士,使我们今天能够零距离地触摸古蜀武士身穿的排列紧密,有如鱼鳞的铠甲。由于材料、保存上的原因,古蜀国武士身穿的铠甲,是不是用犀牛、鲨鱼等皮革制成,上面是否施以彩绘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,古蜀国武士身着无领服装,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,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,腰部用带约束。 腰部以下联裰4层铠甲片,每层数量不等,底部的一层有12块甲片。

    资料告诉我们,用于军事防护装具的称谓中,干是小盾,中盾叫瞂,大盾叫橹。由此得知,古蜀国武士所持之物可称之为“干”,也叫小盾。《左传•昭公二十六年》这样解释:“射之中盾瓦。”杜预注:“瓦,盾脊。”盾下部外凸,上部内凹,形成了两个曲面。射来的箭会从曲面滑落,不致伤及执盾者。《武经总要》说:“步兵牌长可蔽身,内施枪木,倚立于地。骑兵正圆,施于马射,左臂系之,以悍飞矢。”在成都曾家包等地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,也能看到这种盾的图案。即一个武士将盾支在地上,形成掩体,后面的武士持兵器格斗。

    成都一位藏家手中的三星堆玉雕人物中,有持刀的、骑马的、射箭的、持盾的,其中一个是手握盾牌的武士。盾牌外观略近梯形,盾面微鼓,中间有脊棱,上面浮雕兽面纹图案。除此之外,还有几件长方形的盾牌。十分可喜的是,有古蜀国武士将五辐轮形器作盾牌的图案出现。近几年来,部分学者研究认为,三星堆青铜轮形器是“太阳形器”,为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。也有学者从构造上分析,轮形器不可能作为车轮使用,也不可能作为车轮装饰之物,它们分别代表水、金、火、木、土五大行星。或用于祭祀仪式,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,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。

    一位藏家手中的玉璧上面刻画如下图案:5个分别持镖、持戟的武士,呈合围之势,与一个一手挥刀,一手持轮形器的对手厮杀。轮形器内圆与外圆之间,有5根状似轮辐的放射条相连。一杆梭镖穿插过轮辐的放射条旁,直刺敌方面孔。

    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曾经认为,“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”。三星堆玉器上的搏斗拚杀图案证明,林向先生的推测是有实物依据的。至少轮形器在古蜀国的战争史上,曾经发挥过抵挡枪矢的盾牌的作用。

    三、古蜀国军队的“十八般兵器”

    在中国古代,对各种兵器泛称“五兵”。《世本·作篇》说,蚩尤发明了“五兵”。兵器在以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中,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它是古蜀国军队大量铸造,必不可少的装备,也是古蜀先民根据环境、生产力和劳动方式作出的选择。其兵器在生产上不仅规模可观,而且种类也相当齐全。为了在作战中获胜,古蜀国毫不吝啬地使用当时最优质的金属制作大量如弓、枪、棍、刀、剑、矛、盾、斧、钺、戟、戈等“十八般兵器”。其材料是用青铜,还是用铁,我们不得而知。不排除可能使用了天外来客—-质地最坚硬的金属陨铁。可以肯定的是,为了适应大规模、持速不断的征伐,古蜀国制造了工艺精湛、造型科学、杀 伤力极强的冷兵器。

    按照现代人对兵器的分类:兵器可分为长兵器、短兵器。我们先说长兵器中的戈、戟。

    1,戈、戟。《史记》载:“伏羲造戈,以铜铸之”。从考古发掘出土戈的形制看,戈是我国最早的古代兵器种类之一。在甲骨文、钟鼎文中,经常可以见到戈的图像。1959年,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鸟纹戈,有鸟纹饰于援的两面:鸟为鼓眼、勾喙,其长翼覆盖大半器身,下角处复饰一展翅小鸟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蜀国车兵作战时最常用,最重要的格斗兵器戈,是玉质的,长度大约90厘米。这柄玉戈制作精巧,镌刻精美的夔龙纹饰,显然是作为礼器使用的仪仗用品。古蜀人作战使用的戈,上面有圆孔,可将木杆绑在戈上。士兵站在兵车里,可以大范围内奋臂挥击,能钩能啄、可推可掠,具有极强的杀伤力。

    记得小时候读典故小说《三国演义》,其中的“辕门射戟”一段记忆犹新,号称飞将军的吕布,为了调解刘备与袁术部将纪灵之间的争斗,令士兵于辕门处树起一支方天画戟,对众人说:“请大家看我射戟的小支,若一箭射中,你们和解,射不中,你们再打不迟。”随后张弓搭箭,正中戟的小支。

    古蜀国玉版画中浮雕的戟,图案跟吕布射的戟几乎一样。玉版画主题是写实的,人物造像大多数是具象的,换句话说,它具有图解的功能。其构图简洁,线条硬朗,棱角分明。图中的戟,锋刺较长,其侧横出小枝,小枝与戟刺垂直。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注:郑注云:“援,直刃。胡,其孑也。”这种戟可刺可挑,可击可斫,是当时杀伤力较强的制式实战兵器,既可用于步战,又可用于骑在马背上格斗厮杀。

    古蜀国士兵集合时,将戟、矛插在地上。如《尚书•牧誓》说“称(举也)尔戈”,“立矛”。详细观察,图案中的戈、戟柄部缚有几层羽毛,羽尖上戗,可能是《诗•郑风•清人》所称“二矛重英”。当鏖战之余,刃缺旗靡,染血的纓饰也就拖垂而下。

    2、象征王权或统治者尊严的斧钺。成都民间收藏的三星堆古蜀玉钺中,有一件整体呈“风”字形,两刃角外展通长23厘米,刃宽16.8厘米。其玉色浅青,有绿色绺和褐色斑点。上部透雕一个小圆孔,上刃部浮雕神人兽面纹,下刃角浮雕一团身鸟纹。全器琢磨光洁,纹饰细若发丝。另一件斧刃呈圆弧形,斧身铸成鱼龙纹,龙头巨大,张口吐舌。

    据记载,夏商周三代,斧与钺连为一体,统称斧钺,既是兵器,又是象征权力的礼器,拥有者都是统治者。史书《释名·释兵》曰:“戉,豁也,所向莫敢当前,豁然破散也。”钺是王权或统治者尊严的象征物,很少用于实战,而更多的是作为仪仗器具或刑具使用。《尚书·顾命》云:“一人冕,执刘(即斧)立于东堂,一人冕,执钺立于西堂”,是钺用做仪仗的记载;《逸.·周书》说,周武王攻下朝歌后,“先入,适王(指商纣王)所。乃克射之,三发而后下车。而击之以轻吕,斩之以黄钺”,是斧钺用作刑具的证据。考古发掘表明,商代末期,蜀地的舌形钺、长援无胡戈、三角援铜戈,在蜀地作为主要的兵器,一直沿用至战国早、中期。

    3,兵器中的骄子矟和弓箭。 1976年,四川新津出土战国青铜骹。该器一面为虎纹与花蒂、人头配置的图像。另一件出土于阿坝州牟托2号石棺墓的战国青铜骹上面,所饰头戴花状高冠、高直鼻而且表情肃穆的人头图像,与三星堆人物图像的形式与风格神似。我们再看民间收藏的三星堆古蜀国的玉质兵器矟。它形同长矛,两边带两刃。上面的纹饰是肥硕的老虎作蹲伏状,昂首竖尾。其头、身、尾以波浪形曲线贯通,上下相应。虎头为方型、粗足,长尾瘦硬劲直,展示虎的雄强狰狞之貌。矟是古蜀国长兵器中的骄子。古蜀国武士在战场上骑马挥矟,横冲直撞,气势汹汹,震慑力极强。另外几件器型稍小的古蜀国玉矟,线条硬朗,棱角分明,工艺严谨精致,风格雄奇华美。从中可以看出古蜀国社会心理与艺术趣味的逐步变化。

    弓箭作为远程作战的极具杀伤力的武器,在古代战争中起到极重要的作用。从目前掌握的大量三星堆玉器实物资料表明,古蜀国时期,弓箭已经广泛地、大规模地使用于狩猎、战争中。一幅玉版画中有这样的图案:古蜀国的骑兵拉满强弓,势如追风,目如流电,放箭射敌。 

    1963年,山西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,出土了一枚用很薄的燧石片打制的石镞,该遺址的年代約为距今2.8万年。这个发現证明了中國先民在距今約2.8万年已經使用弓箭。在当时用作狩猎动物,后来则转换成主要的作战器具。据介绍,古代工匠制成一张性能优良的弓,连选材在内共需要4年的时间。当时的诸侯对良弓的珍视程度并不亚于宝剑。据史料记载,战国时期楚灵王酒醉之后,将楚所藏之宝弓“大屈”送与鲁侯,酒醒之后追悔不已,不顾将背负不信之名,派遣使臣将弓索回。

    我们分析,古蜀国军队规模宏大,征战频繁,弓箭需要量颇大,极有可能设置专门的作坊,组织工匠制造弓箭,并且形成了一系列较完整制作工艺,在选材、配料、制作程序以及规格等方面,都有严格的规定、程序。古蜀国制造的箭头是三棱型,锋部呈锐角三角形,有较强的穿透力。也许还将毒药敷于箭镞之上,以增加其杀伤力,使之一箭致敌于死命。

    四、古蜀军队布阵对垒且建筑坚固的城门

    古蜀国时代的战争中,由于各种战场的地理环境不同,骑兵、车兵、步兵,数量的多少,各种情况瞬息万变,需要将领在战场上根据各种情况,作出判断,再迅速地将各兵种配置成最佳组合,在合适的地方结成阵形相机应对。所以,排兵布阵之法便应运而生。

    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,我们看见一套体量巨大,场面恢弘的古蜀国兵阵器物。它长313厘米,宽188厘米,高46厘米。底部是边璋和圆璧的组合体。全器由大小100余件构件组合而成。展示战争中的守城一方和攻城一方。双方武士眼中横着棱口,下颌轮廓、颞弓线条分明,显得气氛凝重森严。双方的将领脸形瘦削,眉弓突出、双目圆瞪,眼轮匝肌夸张突出,表情肃穆深沉。 高大坚固的城墙和野外的军营寨门、长短不同的刀枪和方圆不同的盾牌、战场的高大树木、双方统帅的指挥所在,以及军书卷轴在案,表现得详实而精细。每个将士、每个构件都在盘面上定位,均立于小凹面位置。最重要的是,璧璋的底部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蜀文字。这套保存完好的古蜀国玉兵阵器物,是迄今知道的唯一的独特而真实的表现古代战争场面的实物。

    古代战场上,率军将领不需要自己披坚执锐,骑马肉搏,但是,必须要会运筹帷幄,排兵布阵。所以,在古蜀国时代,阵法运用是一个将领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技能。同时也可以看出,古蜀国的战争规模宏大,气势非凡,军事实践,军事理论都比较成熟。 

    我们知道,古代战争的最基本动因,是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,掠夺财产,抢占疆土,“毁其宗庙,迁其重器”为目的。为此,可以不择手段,置战争的游戏规则于不顾,其残酷程度更是骇人听闻,令人发指。《史记·白起、王翦列传》记载,公元前260年,秦国、赵国长平之战,赵军被围,“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,皆内阴杀相食”。最后“赵卒四十万人降”,秦军“乃挟诈而尽坑杀之。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。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”。

    古代战争中把屠城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加以利用。所以,古蜀国建筑高大、厚实、坚固的城墙作为屏障,抵御来犯之敌。当然,他们十分重视城址的勘舆之术,讲究攻守城池的方法。将地理位置、周围环境、水源供应等作为建筑城池时必须注意的因素。选择险要之处高筑坚固的城墙。我们从一幅雕琢在玉版上的图案上得知,古蜀国城墙主要由墙体、垛口、城楼、城门等部分构成。弧形城门口有骑马武将,持戟士兵把守。城墙上部是规整的长方形青砖砌成。城壕与城墙外的马牧河、鸭子河的互相沟通,既具备水上交通功能,又能够防御敌人攻城破墙,

    方圆3.6平方公里的古蜀国城池,不仅是政治中心,也是财富的聚集之处。所以,城池的得失,关系古蜀国的安危。如果城门被攻破,则此城势必将沦入敌手。因此城门成为敌方攻击的首选。古蜀先民深知城门的重要性,不但构筑陆地城门,还在鸭子河畔建造了水门,只能划船、撑竹筏进出。这样,敌方逾城墙、挖地道和坑道袭击等攻城之法全都无济于事了。

    我们可以这样想像,古蜀国在攻城战守的刀光剑影,弥空杀气中,造就了无数军事人才和枭雄猛将。古蜀先民2000余年的浴血奋战,开疆拓土,使古蜀国财富、人口急剧增长,规模迅速膨胀,并陆续占领了其他古城,一步一步走向鼎盛,成为四川盆地乃至中国西部最强盛的国度。大约3500年前,古蜀国突然抛弃积累的数不清的金银财宝、辽阔无边的疆土,如同神龙不见首尾,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
    五、结束语

    今天,我们拼接民间收藏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三星堆玉石文物,最终复原了一部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古蜀国战争史,也是一幅用玉石、黄金、青铜写下的漫漫长卷。它们表明,在历史久远的四川盆地,曾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、极具挑战性的古蜀国。它的存在,超越了民族,超过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范围,超出人们的普遍想象力,更挑战了人们的接受能力。 它所反射出的光芒,照亮了中华文明近万年至西周的时光隧道。这是古蜀国的幸运,也是中华文明的幸运。它虽然创造和打破了许多遗址考古的世界纪录,但是,充满神秘、神奇色彩,留下一个又一个谜团,始终无法让人们停止对它的追寻和探究。

手中持戟的古蜀祭师(1)

古蜀先民的刀(2)

手中举刀,排列整齐的武士(3)

古蜀国礼器钺(4)

古蜀国兵器矛(5)

士兵站在方砖砌成的城墙上(6)

身穿铠甲的古蜀国武士(7)

中间有个手持轮形器作盾牌的武士(8)

 

凶悍勇猛,挥刀劈杀的古蜀国骑兵(9)

这个冷面武士更像持刀行刑的刽子手(10)

手持禅杖、长枪的古蜀国骑兵(11) 

  

古蜀国的骑兵(12)

看古蜀国武士手中的枪、骹、盾牌(13)

图中有古蜀国的战车(14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