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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禁之祸:明朝倭寇大多数是中国人假扮的

来源:新蓝网 发布时间:2016-09-27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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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乱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,无处不燃战火,无人能得安宁,田园荒芜,尸骨遍野。丧家野犬般的浪人、无粮可种无鱼可打的流民、烂命一条的无赖,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软弱的中国,一艘艘倭船出发了!

  明朝军民对这些"髡头鸟音,赤体提三尺刀"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,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,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。

  1. 乱世日本太难混了!

  看过黑泽明《七武士》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: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,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,徘徊在山野荒村,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。

  嘉靖年间,日本国内的情况正是《七武士》的背景年代,就像被捣翻的蚂蚁窝一般混乱不堪。

  名义上,日本有天皇,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,吃穿用靠幕府养着,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。幕府也好不到哪去,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,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,1467年连绵十一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,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,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。

 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(国类似中国的州县),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,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。大名们强弱分明,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,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,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,整天你争我杀,儿子杀老子、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。当时的情况往往是: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,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,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,儿子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。

  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"下克上"的诸侯争霸时代,整整乱了一百多年。战乱中,尸骨遍野,无数人流离失所,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,饥荒当然随之而来。老百姓无路可生,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"一揆"造反,羸弱的只有等死。

  在倭寇的发源地,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?

 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,有肥前、肥后、平户、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。如同日本各地一样,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,空前混乱。北边,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,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,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。毛利元顺势进入北九州,这就和另一个强藩--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。南边,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。西边,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。

  有战争就有失败者,在战争中失败、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,怎么办?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、流民,怎么办?下海!做海贼!与其在陆地上饥寒而死,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。

  除了死里求生,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。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,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,中国的生丝、棉布、陶瓷、药品等,都是日本的抢手货,日本不少富商、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赚取厚利的算盘。不仅仅如此,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"倭寇":"从十三世纪初开始,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,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(高丽)进行和平贸易,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,掠夺沿岸居民。对方称此为倭寇,大为恐怖。"

 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:"从永正、大永时起,伊宁国因岛、久留岛、大岛地方人士,饭田、大岛、河野、胁屋、松岛、村上、北浦各地人士,相继渡海到海外,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;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,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,分乘大小十余艘船,航行大海……剽掠近海诸邑,夺取种种财物器械,以富其家……致四国、九州滨海之诸浪人、渔夫、船夫、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,因而人数日多。后来,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。"

  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,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,因为日本的将军、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。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,情况才为之大变。

  明代,从日本到中国的船,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"五岛"或萨摩出发,经过大小琉球(冲绳岛和台湾),到达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。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,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,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,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(阿倍仲麻吕),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。

  而到了明代,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,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,从日本出发,如果掌握好风向,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。

  《日本图纂》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:"日本造船与中国异……其船底尖,能破浪,不畏横风、斗风,行使便易,数日即至也。"至于船的大小,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,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。

  就这样,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,满怀对财富的渴望,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--富裕而软弱的中国,就是他们的目标。

  2. 真倭的姓名哪里去了?

 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,没有丝毫警惕性,像看动物园猴子一样。

  嘉靖三十二年夏,一个普通的早晨,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,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,船上有六十几个"髡头鸟音"的怪人,还带着枪刀弓矢。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,问他们为何而来,无奈语言不通,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,用笔交谈,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:"我们是日本人,从本国而来,停船是因为舵坏了,想问你们借点粮食,等修好舵就走。我们不是坏人,不要逼迫我们,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。"

 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!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,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,当时承平已久,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,没有一个知道害怕。到了黄昏,突然之间,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,张弓射出燕尾利箭,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。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,发一声喊,哭爹喊娘地奔入城,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。

  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《倭变事略》,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,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。对于倭寇的侵扰,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,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猎。

  但是,倭寇虽来自日本,日本人的姓名却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现,大多为"二大王"、"倭酋"、"船主"之类模糊称谓。笔者手上的资料中,能确定是"真倭"的只有"门多郎次郎"、"四助四郎"、"稽天新四郎"、"辛五郎"、"日向彦太郎"、"和泉细屋"、"善妙"、"庄公"等寥寥数人,而且这些名字不一定确切。

  真倭姓名少见,除了后面要提到的有中国人假冒外,还有两个原因。

  在近代以前,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名没有姓,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,而且全日本也没几个姓,如著名的源氏、平氏等皇族姓氏。一直到明治八年(1875年),政府颁布了强制性的《苗字必称令》,规定了"凡国民,必须起姓",否则受罚。说来有趣,这一下,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马行空般地海量发展。据统计,现代日本的姓氏数目超过了十万,而中国十三亿人,加上少数民族的姓氏,才不过一万出头。

  日本的姓氏复杂,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彻地弄明白。不过,他们的名却简单得多。拿日本男子来说,名多以郎、夫、雄、男等字结尾,以表示威武、英俊、忠信。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标志,长子叫太郎,二子叫次郎、二郎,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。上面所说的几个知名倭寇,日向彦太郎肯定是老大,辛五郎则是老五,善妙则是和尚的法号。

  除了日本人姓名复杂怪异外,明代人对日本也了解太少,没有语言翻译。抓到真倭后,"赴官司讯问,言如鸟语,莫能辨也".当时,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着、语言以及长相。如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,倭寇侵扰上海地区,市民自发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守城。当时正好涨潮水,倭寇不知深浅,挽着手在濠水中行动,准备连夜攻城,被潮水一夜之间淹死不少。第二天早晨,剩下的倭寇丢弃营垒从南浦逃走了。地方志记载:"城中人见衣裾浮在水面,得六十七尸,皆受重创,头颅肿大如斗,口圆而小,色黝黑,知道都是真倭。"

  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?《明史》称:"大抵真倭十之三,从者十之七。"而万历年间编写《虔台倭纂》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:"海滨人人皆贼,诛之不可胜诛!"

  3.剃头梳髻的就是日本人?错了

 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,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:"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,有福建、温州、台湾、宁波人,也有几个安徽人。其中福建人最多,占十之六七。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。"两百个倭寇中,只有十几个真倭,明史说的"十之三"看来还夸大了。

 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,但到了嘉靖年间,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。

 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,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:"小民迫于贪酷,困于饥寒,相率入海从之。凶徒、逸囚、罢吏、黠僧,及衣冠失职、书生不得志、群不逞者,为之奸细,为之乡道。弱者图饱暖旦夕,强者忿臂欲泄其怒。"一句话: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。

  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: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;王直的义子王滶(毛海峰)是走私犯;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;许栋是逃跑的犯人;萧显、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。

  书生也做贼?没错。看看下面这首诗:

  "海雾晓开合,海风森复寒。衰颜欢薄酒,老眼傲惊湍。丛市人家近,平沙客路宽。明朝睛更好,飞翠泼征鞍。"

  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,意境恬淡,大得唐诗三昧,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。采九德在《倭变事略》中记载,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,有个善卜筮的书生,专门出谋划策,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。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:"观此四十余贼,亦有能题咏者,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?"

  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,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。比如嘉靖壬子年,倭寇初犯漳州、泉州,仅有二百人,真倭占十分之一,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,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,"发型"和真倭并不一样。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,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。《筹海图编》直截了当地称:"今之海寇,动计数万,皆托言倭奴,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,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,孑入而附之耳。"

 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《喻世明言》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,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:"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,也不尽数杀戮。其男子但是老弱,便加杀害;若是强壮的,就把来剃了头发,抹上油漆,假充倭子。每遇厮杀,便推他去当头阵。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,便好领赏,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,尚然被他割头请功,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,哪管真假,定然不饶的。这些剃头的假倭子,自知左右是死,索性靠着倭势,还有捱过几日之理,所以一般行凶出力。那些真倭子,只等假倭挡过头阵,自己都尾其后而出,所以官军屡堕其计,不能取胜。"

  4. 海滨人人皆贼,诛之不可胜诛!

  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,假倭模仿日本人"髡头跣足",穿着日本服装,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,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,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--掩盖身份。生物学上叫做"模仿色".

 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《大明律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,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、铜钱、缎匹、丝绵等违禁物下海,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,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。而对于勾结外族的"谋反大逆"更是异常严厉:凡"谋反大逆",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,本宗亲族祖父、父、子、孙、伯叔、兄弟、侄、堂兄,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、岳父、女婿、家中奴仆,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。

  为了不被诛九族,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。有明一代,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,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,起义领袖都用绰号:紫金梁、八大王、曹操、闯塌天、不沾泥、扫地王等等,包括著名的"闯王".在东南沿海,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。而对于地方官来说,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,因此也乐于统统以"倭情"上报。

 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、万历年间的四十年,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,史学界称"嘉靖大倭寇".在这一阶段里,从贼中"迫于贪酷,困于饥寒"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,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"片板不许下海"的海禁政策。

  反过来说,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?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、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,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,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"南方之祸",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,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。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,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,但可以肯定的是,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。

  俗话说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,从宋元以来,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,海商、水手、造船、修理、搬运加上种种服务,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。在福建,有句话叫做:"海者,闽人之田。"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"田"给剥夺了,饭碗跟着也砸了。在广东,潮州、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,"潮漳以番舶为利",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。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,眼前摆着两条路:要么忍饥挨饿,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。

  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--禁海的弊端明摆着,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。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"老鼠洞"的比喻,说:"禁海越严,则获利越厚,而趋之者愈众。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,一定要留一个洞,若是都堵上,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。"

  禁海,罢日本朝贡,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,但是带来的结果,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  因为本乡本土,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。作战时,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: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,如鱼得水。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,反而不受欢迎,举步维艰。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,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:"杭州城歇客的店家,明知是海贼,但贪图其厚利,任其堆货,且为打点护送。铜钱用以铸火铣,用铅制子弹,用硝造火药,用铁制刀枪……大船护送,关津不查不问,明送资贼。""近地人民或送鲜货,或馈酒米,或献子女,络绎不绝;边卫之官,有献红被玉带者……(与)五峰(即王直)素有交情,相逢则拜伏叩头,甘心为其臣仆,为其送货,一呼即往,自以为荣,矜上挟下,顺逆不分,良恶莫辨。"

 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:"海滨人人皆贼,有诛之不可胜诛者,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。"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、漳州、惠州地区的"民寇一家"断言为:"自节帅而有司,一身之外皆寇也!"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,其他的人全是倭寇--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。

  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,时人形象地讽刺道:"片板不许入海,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;寸货不许人番,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。"

  全民皆寇,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,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。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,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