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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写日记始于何时?都写了些啥?

来源: 北京晚报发布时间:2016-04-02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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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圈湾出土的西汉木牍

 

 

新疆罗布泊出土的汉代纸

 

 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写日记情结,古人留下来的日记相当丰富。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的?研究中国日记史的专家陈左高早年认为,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日记,或者说日记的滥觞。但由于日记是“私人性质”的,陈左高后来又否定了此观点。

 

  对于日记起源时间,古今不少学者都曾作过考证。陈左高《历代日记丛谈》中列出了“西汉说”、“东汉说”、“唐代说”等不同观点。西汉说认为,当时朝廷派出的陆贾、苏武、张骞等使臣都会详细记载每天的出行情况,这就是“日记”。曾任晚清总理衙门大臣、爱写日记的张荫桓也持此观点,他在日记中称:“陆生使越、苏武使匈奴、张骞寻河源、陈汤、甘延寿定郅支,博证约记,史伕之耳。”

 

  然而,“西汉说”在上世纪80年代前并无定论,因为无存世资料,从书写体例上也找不出证据。变化出现在1981年,当年第11期《文物》上发表了由扬州博物馆和邗江县图书馆联合署名的篇考古报告《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》。胡场五号汉墓系一座木椁小型墓,方形,竖穴,异椁,系夫妻合葬墓,1980年4月中旬,当地群众在整修水沟时挖到的。虽然此墓中出土文物丰富,但如果不是同时出土的13件木牍遗文,此报告可能并不会引起太多学者的注意。13件木牍中,文字可辨的有6件,但能识读的仅5件,粗分为“神灵名位牍”、“日记牍”、“文告牍”、“丧祭物品牍”四类。其中的“日记牍”,便相当于现代的“日记本”。

 

  这一考古发现,让持“西汉说”观点的学者异常兴奋,“东汉说”、“唐代说”便不值一驳了。陈左高在其《历代日记丛谈》称:这一发现,“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具体姓名的日记作者,有年月日的日记作品,足以印证日记溯源,推前至二千前的西汉,即公元前,允无疑义。”

 

  迄今最早日记竟为“狱中日记”


  西汉王奉世文告牍中记载“有狱事”

 

  木牍遗文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很少见,当时在扬州地区也是首次发现,史树青、李学勤、于豪亮、李均明等多位国内文史权威专家都赶到扬州,帮助释文。最后确定,墓的男主人叫王奉世,死于汉宣帝本始三年(公元前71年)十二月十六日。

 

  王奉世的日记很简单,文字不多,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份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具体作者的日记,全文抄录于此。

 

  正面文字12行,自左向右分别为:“十一月二日,道堂邑入。十日□□□来。十六日丁卯□□□□□高密来。十七日戊辰陈忠取敦于□狗□□来。廿八日己卯□□□剧马行。卅日辛巳□□□□行。十二月十三日甲午徐年行陈忠取狗来。十五日丙申□□□□行。十六日丁酉青□随史行,廿日辛丑徐延年来。□三日□□来。廿五日丙午□行□实道堂邑来。”

 

  背面七行,自左到右分别为:“戊,己未,庚申、辛酉、壬戌、癸甲”。

 

  为了更全面了解墓主人的身份信息,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组对王奉世夫妇的遗骸进行了鉴定。鉴定结果令人吃惊,王奉世的头骨异常,疑生前受刑或长期受重压所致,死亡时仅30岁左右;其妻年纪更轻,20岁左右。

 

  有此遗骸鉴定结论,结合“文告牍中王奉世”有狱事“的记载,学术界认为,所出土的”日记牍“为王奉世生前的”狱中日记“。

 

  日记中所记人物,有的来自邻近郡县,如堂邑(今天南京六合区西北);也有的来自较远地方,如高密(今山东高密,时属高密国)、敦于(即淳于县,今今山东安丘县东北)。有的人还来了两次,如“陈忠”、“徐延年”便出现两次。

 

  日记牍的书写较为草率,远不如文告牍书体规整,这更证明它是“私人日记”。进一步分析,很可能就是王奉世入狱后,对探监或营救他的人的记录,陈忠、徐延年可能就是探监者,也许是王奉世的亲戚或者官场朋友。

 

  王奉世是什么身分?据出土文告牍上的“男子王奉世”、龟纽铜质私人印章上的“臣奏世”等文字,再结合“一棺本椁”墓葬形制和“陶鼎二”随葬品来分析,他身份应该是“士”级,或是相当于“士”级的小公务员。


  东汉《封禅仪记》开启写日记之风


  唐李翱《来南录》是“现存之最早日记”

 

  在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“日记牍”出土之前,日记起源于“东汉说”也有市场,晚清学者俞樾即持此观点,其证据是东汉马笃伯的《封禅仪记》。

 

  《封禅仪记》所记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(公元56年)封禅泰山的情况:“建武三十二年,车驾东巡狩。正月二十八日,发雒阳宫。二月九日,到鲁,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。十日,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、瑕丘丁氏上寿,受赐,皆诣孔氏宅,赐酒肉。十一日发。十二日宿奉高……”《封禅仪记》虽然没有称“日记”,但行文是按年、月、日的标准“日记体”来写的,逐日记写,故俞樾称马笃伯才是中国最早写日记的人,他开启了中国人写日记之风气。

 

  既然东汉人马笃伯已写日记,为什么又会有“唐代说”?这是缘于日记这种体裁在唐代基本成型。唐代日记篇幅不多,时限不长,工作、生活都记录,对后世的日记格式和内容产生了影响。

 

  唐太宗时政治家韦执谊出使西突厥、石国,三年未返,期间韦执谊逐日写日记,后结集为《西征记》。张荫桓对《西征记》评价甚高,称之为“奉使日记之滥觞”。但对此观点,现代不少学者并不认可。

 

  唐代最被称道的是宪宗时李翱的《来南录》,其日记特征更清楚。李翱是韩愈“古文运动”的重要继承人,元和(公元806年-820年)初年任国子博士、史馆修撰。元和四年,李翱应岭南道节度使杨於陵征召,从东都洛阳出发,历程7600里抵岭南,出任杨的幕僚。《来南录》就是李翱人在漫长旅途中所写的日记。

 

  《来南录》落笔简略,实多虚少,具有中国人早期所写日记的特色:“元和三年十月,翱既受岭南尚书公之命,四年正月已丑,自旌善第,以妻子上船于漕。乙末,去东都,韩退之。石浚川假舟送予。明日,及故洛东,吊益东野,遂以东野行……”

 

  就《来南录》的地位,陈左高认为它是“我国现存之最早日记”,陈在其《历代日记丛谈》中谈的第一篇古人日记就是《来南录》。

 

  南宋流行“旅行日记”


  元代郭畀《客杭日记》每天必记阴晴

 

  有学者认为,中国人写日记“萌芽于唐,发展于宋;衰落于元,盛于明清”。从内容来看,不外乎“事”、“行”、“言”、“思”四大方面。从类型来看,则以“官场(工作)日记”、“游记(出行)日记”、“读书(创作)日记”、“家居(生活)日记”为多。

 

  当然,古人日记的内容在不同朝代也会有不同的风格。如在日记得到大发展的宋代,北宋人和南宋人写日记的兴趣便有不同,北宋人喜欢写“官场日记”。

 

  南宋藏书家周煇《清波杂志》“元祐诸公日记”条称,“元祐诸公皆有日记。凡榻前奏对语,及朝廷政事,所历官簿,一时人才贤否,书之惟详。”元祐(公元1086年-1094年)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,司马光、王安石都属于“元祐诸公”群体,他们的日记都留下了详实的政治资料。

 

  到了南宋,“旅游日记”、“出使日记”更为流行。如陆游从山阴(今浙江绍兴)赴任夔州(今重庆奉节)途中写的日记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在从成都往临安(今浙江杭州)路上写的日记《吴船录》,都是中国古代旅游日记中的代表作。而且,南宋的游记对后世日记写作影响深远。如明书画家李日华写的日记《玺召录》,仿《吴船录》;清王钺的日记《粤游日记》,跟风《入蜀记》。而文、字俱美的清郑观应的《长江日记》,也受到了前人游记的影响。

 

  标注“阴”、“睛”、“风”、“雨”、“雪”这类气象信息是现代日记的标准格式,这方面同样也是古人写日记时会写的内容。如《封禅仪记》中的“日暮时颇雨”,《来南录》中的“风逆,天黑色”,都是当时的气象记录。

 

  将气象列为日记标准格式最早出现在在元初。如元郭畀的《客杭日记》,每天写日记落笔必提气象:“初三日,雨”、“初六日,晴”、“十一日,又雨,湿热”,与现代日记无异。值得说明的是,古人日记中的这些随手写的气象资料,已成为现代专家研究古代气候的宝贵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