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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后期为何转向文物研究?

来源: 文工团发布时间:2016-02-05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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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他在时代边缘独自构筑的人性小庙,而后期转而对文物的研究,也是另一种殊途同归。沈从文的“抒情考古学”所注重的不仅是“物”的真实,背后更是“神”的灵动,并终究落到“人”的创造之上。这恰恰也是知识分子会面临的命运一种:被逐出文学的庙外,却意外地有了庙外的自由。

 

  沈从文用笔撞出自己的文学生涯,在踏入文坛之际,乡村和城市的分野将他逼迫到思考的边缘,他必然要面临理想风格和现实要求的冲突。大时代的波涛诡谲,正邪翻覆又使他看到文学在当时的孱弱与局限。

 

  张新颖在《沈从文九讲》中将其一生分为三个阶段:文学创作的初始到1936年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的出版,是沈从文从湘西农村走入文学中心的尝试阶段;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,是他从文学性迈入思想性的阶段;1949年之后,是他成长为一个独立成熟的知识分子阶段。作者将沈从文的一生放在20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动荡的宏观视野上进行展现,“贯穿起这三个形象,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、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,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”。

 

 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,是他心目中贮藏着纯美人性的希腊小庙。沈从文不止在撰写故事,更是要塑造他心目中的“神样之人”。

 

  面对复杂的时代与社会,沈从文认为一定得有一剂药方来拯救当前人性的堕落,在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《湘行散记》等代表作中,他所致力于配制的就是这样一剂药房,但是大时代的声音是“匕首与投枪”,沈从文写湘西百姓,却不关注他们的苦难和贫穷,反而满怀欣喜地赞美,“革命的浪潮”紧接着就劈头盖脸地袭来了。

 

  沈从文始终坚守着一种边缘性。从他自认为是“乡下人”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他将避开大时代的波涛,专注在自己的庙宇中谱写人性的小乐章,被指所谓“落后于时代”。沈从文在1949年后,不是没有尝试过重新提笔写小说,但几经尝试,他最终辍笔,转而研究文物。他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,尤其是不那么“适合于”写出来的矛盾处,则放置在家信里。

 

  《沈从文九讲》中有一段写道:“在去土改途中,船过巫山时,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,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,觉得这对他‘能用笔时极有用’,‘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,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,一定会完全成功的。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!’‘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,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,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!’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,而在这一点上,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,也不免‘背景略于表现’。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,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、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,不可不谓大。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,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,哪怕是剧烈的变动”。

 

  沈从文后半生的文物研究涉及的面很广:玉工艺、陶瓷、漆器及螺甸工艺、狮子艺术、唐宋铜镜、扇子应用进展、中国丝绸图案、织绣染缬与服饰、《红楼梦》衣物、龙凤艺术、马的艺术和装备,等等,却只编著成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一本。从1964年初夏开始,不到八个月的时间,“由主图二百幅,附图约百种,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,样稿就已基本完成”。

 

  文物研究第一是为谋生,却也给沈从文提供了一个相对避世的空间,让他躲过文灾字祸的冲击。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从“小物”着手,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材料,尤其是绘画实录互相作证,进行对比,理清文献疏失,也得以借沈从文的笔,看出那些活着的过去。新石器时代已有的出土遗物证实,五六千年已有种种天然材料编织制品和手编织物被广泛应用,同时也出现了原始纺织手工业。母系氏族公社的山顶洞人遗址里,发现过磨制的骨针和刻有弯曲或平行浅纹的骨角器,埋葬的尸骨上散布着赤铁矿粉,随葬物有燧石石器、石珠和穿孔兽牙。兽牙可能从猎手的纪念品演化为装饰物。

 

  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,老妇身上保存完整衣服十二件,九件均属“曲裾”,这是按照《礼记》上说的“深衣”裁制而成。这也就证明宋人聂崇义的《三礼图》作的深衣裁制式样不足信。

 

  再比如唐代妇女胡服,根据出土材料比较,前期受高昌、回鹘文化影响,特征为高髻,戴尖锥形浑脱花帽,穿翻领小袖长袍,后期在元和以后,受到吐蕃影响,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,特征为蛮鬟椎髻、乌膏注唇、脸涂黄粉、眉作八字低颦,这些在唐人绘《纨扇仕女图》《宫乐图》中很有代表性。

 

  这本书便是沈从文对物的摩爱之集大成,所注重的不仅是“物”的真实,同时也是“神”的灵动,终究落到“人”的创造之上。

 

  选择研究文物是一项虽然遗憾却必然的选择,早在当兵时候,沈从文对文物就有了兴趣,“认识我自己的生命,是从音乐而来;认识其他生命,实由美术而起”。经历过精神危机,沈从文的信仰已经变得成熟。他所依旧坚持的人性,其实就在他的“抒情考古学”中,正如汪曾祺所说“他搞的那些东西,陶瓷、漆器、丝绸、服饰,都是‘物’,但是他看到的是人,人的聪明,人的创造,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”。

 

  张新颖评价道:“根本上,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,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,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,所以他受到的是‘冷处理’,得不到支持,甚至还要面对打击,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。但他都忍受下来了……沈从文对文物研究和选择,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,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,更凸显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……他在这里约十八年,却作过‘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’。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,也还是忍受了”。

 

 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和信念,沈从文才能从一事一物跳出,在文学实践中一步步走向独立思考。文学和文物,是他对“人性”的爱慕与信心之两端。他看到了先人对于美的创造,这标示着一种对生活的精细和认真。和大时代粗糙的口号与公式化的“流派”相比,久远的文物所涵蕴的美在他那里无疑更为坚实。

 

  对此,《沈从文九讲》这样总结沈从文的人生所带来的启悟:“沈从文的好处,便是他跳出了这个被规划的、建立在人是一般主体之上的‘现代世界’,置身在广大的天地里面,从这个角度去看,不但现代图像化的世界的弊病他会看得很清楚,而且人在天地之间的悲哀和他所体现的天地的生机——那种永不止息的生气,他也有相当的体会”。

 

  张新颖通过《沈从文九讲》,展示出沈从文思想轨迹的同时,也让读者看出沈从文从湘西的清新自然,坠入精神危机,在政治风波中动荡,最后选择文物作为下半生研究方向的必然。

 

  “在隆冬,我终于知道,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”,加缪如是说。沈从文的“不折不从”,就在于他能够在周遭的寒冬中,依然保有夏日的热情。他在艰辛的思想探索中,起初在文学,后来在文物,重新发现人性的美之痕迹。

 

  被逐出了文学的庙外,却意外地有了庙外的自由。